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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流人物:康有为
点击次数:87 更新时间:2019-06-13 07:38

  三是今后信利(仁寿)项目人才认定每半年开展1次(一般为每年1月、7月),人才名单经县政府审定后,由人才本人向文林工业园区提出政策兑现书面申请,文林工业园区初审后,报县委组织部(县人才办)审核,审核通过后,及时兑现到位。会议审议了《关于对仁寿县工业用气企业增量用气实行价格补贴的请示》。会议议定,原则同意县经信局、县发改局《请示》,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以县经信局、县发改局名义印发实施。一是由县发改局、县经信局负责,积极指导和帮助相关工业企业于2月4日前开展增量用气价格补贴申请,并将政策宣传到每一户企业,鼓励企业春节期间少停产、不停产、满负荷生产。

  可以说,坚持学术报国,为人民做学问,是经济所和经济所人始终牢记并履行的神圣使命。

百年风流人物:康有为

政治举措维新实践保皇立宪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忘改良,组织起这个改良派政治团体。

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 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陆续在美国、墨西哥、中美、南美、日本、南洋等地建立组织,共建总会11个,支会103个,设总部于澳门。 以澳门《知新报》和横滨《清议报》为喉舌,宣传君主立宪。

创办报刊改良派还通过发行报刊进行舆论宣传。 1898年强学会成立时,康有为就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当时许多官员都能看到,一时在朝廷内外影响甚大。 同年,康有为又在上海组织发行了《强学报》。 改良派通过报纸,动员力量,扩大了自己的阵地。

思想主张经济思想康有为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 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

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

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 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

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 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 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

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宪政思想到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度存留长达4000余年,不可谓没有法,也不可谓没有“依法治国”,但是法自君出,权尊于法,法律作为一种统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礼入法,以家族为本位而维护封建等级制。 康有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权意义的法律概念,即宪法。

他认为国家的政体可以分为专制、立宪和共和三种。 在专制政体下,“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而立宪政体则是“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和为一体”。 因此,“宪法”就是“维新之路”。 早期出国留学或出使海外的中国人,也曾经提出应当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往往是简单的制度引介,没有意识到宪法限制君权、对抗封建专制的作用。 自康有为提倡君主立宪以来,直至清末立宪,虽然历经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专制政体之反复,历任政府无不以立宪为立国之开端,无不以宪法记载一国政治的基本原则,这未尝不应归功于第一代倡导依宪治国者。 2.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

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立一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立。 ”又说,“君臣一伦,亦全从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后有君臣。 今此立法权归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于人道矣。 ”由此,康有为在中国明确提出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立宪理论基础的身份平等观。

康有为对立宪模式的选择在戊戌变法前后有所变化。

戊戌变法以前,他提倡集权制的君主立宪,类似于日本和德国。

但是戊戌变法之后,他提倡虚位君主,类似于英国。 戊戌变法时期,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

前者意在强调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后者则指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

3.提倡权力制衡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 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 ”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 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

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 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 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

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

”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民权思想与政治观在康有为之前,中国虽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却没有民权思想。 康有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民权观,强调公民自治。 在《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及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权观。

他认为,人生来平等,同时又充满差异性,这些充满差异性的人是独立的,有自主权,应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对此进行规范。 他不但主张长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门、论人公法),甚至认为君民之间也是平等的。

在该书的君臣门实理中,他论述道:“民之立君者,以为己之保卫者也。

盖又如两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觅一人以作中保也。

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 把君主比作契约关系中的见证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合法性来源,这在当时是一大思想进步。 5.主张实行地方自治以公民自治理论为基础,主张实行地方自治。

他认为:“中国地方之书学思想康有为在书学理论上虽持见多有偏激,但其对碑学的阐幽发微、探赜索隐是他人无可比附的,故其贡献也是值得后人肯定的。

然他的创作实践并未能像他的思想—样光芒四射。

他认为“古今之中,惟南碑与魏为可宗”,并列出其“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有论者以此为坐标比照康氏本人的创作,谓其心有余而力稍逊,仍未能摆脱早年的帖学窠臼。

康有为书法早年学王羲之、欧阳询、赵孟頫,后从学朱九江,宗法欧阳通、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又力学张芝、索靖、皇象章草,后又转学苏轼、米芾、钟繇等,自谓执笔用朱九江法,临碑用包世臣法,用墨浸淫于南北朝。

由此可知,碑学的养分他只吸收了—部分,其他均是杂糅诸家而成。 参考教材参考书籍(讲座)鲜为人知的康有为。

    建立于1929年的经济所,迄今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从最初为开展系统的社会调查而设立的社会调查部,到改组为独立的社会调查所;从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到两个机构合并为隶属于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从抗日烽火中辗转于长沙、桂林、昆明直至四川南溪县李庄,到改名为社会研究所并随着抗战胜利返回南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洪流中整建制划入中国科学院序列,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到实行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双重领导且定位于“国家经济领导机关有力助手和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中心”;从“文革”逆境中陷于停顿状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也不论历史如何演进,经济所和经济所人始终扎根于祖国大地,始终奋进在时代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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